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潺流清泉汇沧海

——记林万泉“一名科学战士”为深圳治理水患的片断
宁文
  2014年5月22日,我在科学馆参加深圳老年科协承办的“创新圆梦 环保路上你我同行”公益讲座及创新项目展示推介会上,有幸聆听了环保专家林万泉先生所做的“为保护水环境的梦想 不须扬鞭自奋蹄”的报告,得知他在水利战线工作四十五年,情系水环境保护四十载。退休后仍躬耕不辍:2011年他被评为“深圳市十大环保市民”,2012年他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授予“治理深圳河卅周年”特别贡献奖,他创办的企业在2013年获颁“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他对深圳环境保护的执着、对水污染防治的付出,映照出拳拳赤子之心,博得听众的阵阵掌声。
  简短的讲座感觉意犹未尽,勾起我向纵深处挖掘“深港联合治理深圳河”宝藏的想法,产生了采访林万泉先生的念头。经几次约访,于近期终于与这位“年届七旬,仍每周工作六天半”的热血环保老战士有了如下对答。
  :当年深圳市政府与香港的港英政府“联合治理深圳河”很重要吗?能介绍下背景吗?
  :深圳河在中国大地上是一条普通的小河,但是她是一条见证中国近代历史丧权辱国历程的界河,也是见证中华民族经历改革开放、重新走向复兴、实现中国梦的大河。深圳河在香港成为英国帝国主义殖民地之初,就成为和大陆的界河,曾经以河的北岸为分界线,从北岸开始的土地才是属于中国政府的,而整条河的管辖权是属于港英政府的。新中国成立后,港英政府才被迫按照国际惯例设定以河的中线为界,一方一半进行管辖。
  当时,在深圳河的南岸,港英政府沿河设置了政治隔离带,严禁建设和发展,所以,深圳河对港英政府来说只是一条界河,不在乎任何洪涝灾害。但是,到了1984年时,深圳河对北岸的深圳经济特区已变成十分重要,它是特区内排洪防涝的主要通道。繁荣的深圳经济特区中心地带沿河拓展,火车站、国贸、富临大酒店、地王大厦等重要标志性建筑都离深圳河特别近。深圳河还是当时水上运输的重要通道,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筑材料的命脉。那时候深圳河的洪水泛滥严重制约着深圳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发展,关乎之重,莫其大耶!
  :为什么那时候的深圳饱受洪涝灾害的困扰?
  :因为随着深圳的日益城市化,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硬底化,雨水无法直接渗入地下,而且当时的地下排水系统也不甚完善,所以地表水会汇集成很大的急流,大量雨水汇集到马路上,洪水泛滥就成了家常便饭。
  1993年,深圳经济特区发生两次代表性洪涝灾害。一个是“6•16”暴雨。当日尼泊尔国王夫妇到深圳访问,他们住在罗湖火车站旁边的富临大酒店——当时我们引以为豪的5星级大酒店。他们到的时候晴空万里,但很快暴雨袭来,整个罗湖火车站一带在短短半小时内汪洋一片。泛滥的洪水涌进富临大酒店的地下室,淹没了配电房,导致整个富临大酒店停电,被困在酒店里的国王夫妇,很快就待不下去了,想着赶紧逃命,却发现电梯不能运作了,只能一层层地往下走。走到大堂时,发现眼前一片“泽国”。这对深圳来说,是件多么尴尬的事。
  还有接下来的“9•26”大灾害,深圳损失了14个亿,在20年前,这是一笔不可估量的大损失。所人从1982年起,当时市委市政府领导就向港英政府提出要求联合治理深圳河。但是,双方的治河判涉及无数难题,时至1990年,深圳河治理是否开工,何时开工都没有结论。其后,港英一方终止谈判。
  :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技术背景吗?为何能肩负起治理深圳河对港英政府谈判和深圳市治理深圳河办公室第一任主任的重任?
  :当时港英政府提出恢复谈判的条件是,首先做治理深圳河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而当时深圳市政府水利战线还没有了解这项工作的技术人员,更缺少这样的经验。其次,双方开会工作用语是英语。这给我方带来极大困难。因为那时的领导和技术专家不懂英语;懂英语的翻译不懂技术,技术词汇与英语配不成对,那真叫一个“干着急”。
  我1975年被调到水利部长江科学院,参与长江干流第一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建设工程的科学试验和研究工作。那一年,周恩来总理有一个批示:资本主义国家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这充分证明了他们的腐朽和没落。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一定不能走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一定要走一条预防和治理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新路。总理的教导,使我从一个单纯的水利工作者开始向水利与水环境保护相结合的方向转变。
  1977年到1979年,我到清华大学读泥沙研究班。1981年,我被公派到日本做访问学者,研究的领域是城市防洪和水环境保护。1987年至1988年,我又被公派到美国内务部垦务局学习。我很清楚: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大大地走在了前面,所以希望能把掌握到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带回国来好好的应用。
  80年代后期,我调到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总部,极为有幸参与三峡水利枢纽的国际可行性论证,其主要论证专项之一,就是以世界银行制定的“环境影响评价导则”对三峡工程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1992年8月,我以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科技处处长、高级工程师身份调到深圳时,不单拥有一批在国际学术刊物和国际会议发表的英文版论文,还拥有编纂了180万字“现代英汉水利水电科技词典”常务副主编的成果。因此,对大型水利工程作“环境影响评价”,在1992年的深圳,我算是摸过“洋枪”、打过“大仗”的。
  :深港双方政府谈判中,你发挥了一名战士的尖刀作用,有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吗?
  :我们仅用了18个月时间,就顺利地、高水平地完成了深圳市委、市政府交给的环境影响评价的任务。
  当时我们和港英政府是轮流到深圳或者香港谈判。港英政府官员纠缠于很多细节,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要保动物和水生物的生存权。我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要动物、水生物生存权,更要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两者必须兼顾。你们每年看着深圳经济特区遭遇洪涝灾害,难道没想过帮助发展一下灾害中的人吗?”
  1993年9月26日,港英政府官员来深圳,谈判桌上,港英政府环保署的英国籍官员还在坚持一定要解决深圳河罗湖口岸那一带有很多鸟比如70多只白肩雕的问题——要求在施工建设过程当中,保证不会影响它们的生存。尽管我方己提出多项措施,例如:降低施工噪音、严格限制施工扬尘、保证不减少其食物来源以及水域面积等,但是对方仍然纠缠很多细节,而那些细节是需要在工程实施中去细化的。
  眼看着谈判又陷入僵局,外面开始下大暴雨了。我用了事先准备的一计——把吃午饭的时候拖多了1个小时。等到下午4点钟会议结束,罗湖火车站到国贸和桂园路那一片,发生洪涝灾害,交通已经切断了。我说:“你们趁着雨停了,赶紧回香港去吧。”
  然后我特地找来一辆面包车,跟驾驶员和助手说:“你们要若无其事地一直开到熄火的地方。”驾驶员就把车一直开到了桂园路,发动机被水淹没,熄火了。助手用大哥大打给我:“要不要让他们下车?” 我说再等一等,到时让他们自己走去火车站。结果港英官员等到5点多,等不急了,在电影大厦那里下车了,刚开始水只是到膝盖处,走过建设路时,已经齐腰了,再往火车站走,已经到胸部了,而且这时水中漂来不少脏东西,还有粪便。我让助手给他们叫了三轮的平板车,让车夫拉着他们慢慢走,到火车上时满身脏污、臭味熏天,狼狈不堪。返回香港已经是半夜2点。
  第二天,我打电话去慰问:“昨天辛苦了,真对不起。是不是以后不来深圳谈判了,我们到香港去?”昨天还在坚持生物多样性的官员们改变了态度:“林先生讲得很对,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是必须的,如果没有的话,也谈不上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至此,深圳河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的谈判正式破冰。
  :在对外谈判中有困难,对内是否也会有不同认识和理解呢?
  :深圳河的治理遇到了一个难题:河道是弯弯曲曲的,常在转弯的地方抬高水位,导致水流拥塞,治理深圳河就必须裁弯取直,让洪水能尽快到下游的位置去。但这又会涉及土地权的问题——裁弯取直之后,原本在河北岸的土地,就到了南岸去,其中最大的一块还有1平方公里。所以外交部的领导说,我们不能丢掉这块土地。
  我想了两个办法:第一,我们这里有土地过去,人家也有土地过来啊,我们土地兑换不就行了吗?第二,可以把土地所有权和管辖权分开,比如在皇岗口岸那里裁掉了1平方公里到南岸,我们就说那块地是深圳市人民政府的,只是放在你们那边管辖和升值,另一方面,我们的人要过去那里,还是要办香港的入境证,遵守香港管理规则,但这块地的所有权归根到底是我们深圳的。后来打报告到了外交部和港澳办、新华社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就这样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您前面一开始就谈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深圳河两侧政府各管一半,那搞起工程后,谁管呢?
  :深圳河治理工程,一定要上岸,并且会深入香港一侧。那由谁来守边境是一个关乎尊严和安全的问题。而工程开工,有人偷渡怎么办?
  我提议:1)、把工程施工范围围起来,双方政府共同委托 “深圳市治理深圳河办公室”来管理;2)、由“深圳市治理深圳河办公室”组织安保队来具体执行;3)、找一批武警部队人员退役,集体转过来组成安保队,我们就有能力做好安保工作。
  那时每天工地上有4-5千人在施工,没有发生一起施工人员非法越境逃跑事件。
  :你们那时的深圳河治理工程交给谁干了?
  :解决了各项准备工作后,最困难的问题来了——工程建设由谁来做?
  1994年5月,深港两地政府共同批准,按照国际惯例,运用“菲迪克条款”方式,在全世界公开招标。这是第一次在中国,按照国际惯例和规则,主持向国内外,公开实行国际工程招标。菲迪克条款”的特点是全面、系统、细致、清晰,一丝不苟。因此,“治理深圳河工程招标文件”异常地详尽,有中英文两个版本,仅中文就有30万字,文字和图表,加起来有3大本,规范性堪称中国是第一例。
  为翻译英文版招标文件,1994年初,我就把办公室10余台计算机全部联成局域网,鼓励10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练习中译英的能力。经日夜奋战,我们3个月就翻译出了英文稿。香港政府有关方面都大吃一惊。
  在招标过程中,深圳市检察院反贪局和香港政府廉政公署全程介入和跟踪全过程。深圳市检察院反贪局给出的评语是:“公平、公正、竞争、择优”;港英政府廉政公署给出的评语是:“无可挑剔”。
  至此,1995年5月,深港两地政府进入了治理深圳河工程的共同建设阶段,双方政府共同任命工程主任,我代表双方政府履行职责,到1996年5月31日,我完成了深圳河治理工程办公室的第一任主任使命。
  后来第二、三、四任基本上延续了第一任的模式,到2000年,深圳经济特区基本上已经不受深圳河洪涝灾害的影响,经济发展越来越快速和健康。
  :深圳河治理工程除了上述的“第一次”,还有多少个“第一次”?
  :确实在1992年到1996年的时间里,还实现了多个第一。
  在中国第一次大面积范围试验和使用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软弱基础真空预压技术”,有效解决在软基施工堤坝的世界性难题,极大地降低工程对深圳市环境的污染。
  第一次对中国的大型工程建设,实施环境保护监察管理。
  在中国第一次对曾经被严重污染的河流河段中,进行生态环境恢复性试验和研究。这引发香港环境保护署极大关注。
  在1995年5月,从中央到广东省政府,从港英政府到深圳市政府的各级领导和官员,共同奠基了“深圳河治理的第一铲土”;这是我国边境河流,与它方共同治理的第一铲土。
  其后,国家水利部把该项工程评为深圳市第一个“优质工程”。
  1996年6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了我“广东省环境保护先进工作者”称号。这是第一个由深圳市环保局特别向当时广东省环境保护委员会作出的推荐,因为我属于水利系统人员。
  :退休后再创业是你人生规划的一部分吗?
  :卸任深圳市治理深圳河办公室主任职务后,我调到市水务局负责水资源处和法规处工作,4年中主持和完成深圳市级7项大型报告和成果。其后在市政协担任常委、市政协提案委副主任和罗湖区政协副主席工作。在深圳市政协十年期间,先后提交70余份政协提案,五次光荣获得深圳市政协优秀提案一等奖。做好每一个岗位工作,已融化在我血液中。退休后再创业,实属偶然。    
  2008年我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当时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请我们这一批退休干部吃个便饭,问起我退休后的打算,我说:“我不知道退休之后干什么。”她说:“每个人有自己的特长,你再好好想想。”我就说:“我刚刚拿到一个国家授予的有关水污染治理的发明专利。”她说:“这好啊,你把这个转化为生产力嘛。”我说:我一生清贫,没有钱办公司。她安慰我:“别担心,我帮你联系一些人,让你的发明变成对社会发展有推动的生产力。”在她的鼓励下,我筹得了启动资金。2009年,我64岁的时候再创业,做起了水污染防治的开发研究,至今获得国家6项发明专利,4项软件著作权,6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企业标准。

 

林万泉先生与荣获深圳市2011年环保市民时奖励的手植树--罗汉松合影
  如今我步入70岁了,充其量就是一高龄的创业者,每天早出晚归,全身心都投入到事业当中。看到我天天这么忙,我太太心疼我:“你都这么大年纪了,儿子、孙子都非常健康、快乐地成长和生活,你还要实现什么梦想呢?”我说:“为我国水环境保护事业再尽一份力吧。这样,每天太阳升起时,都是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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